柏杨走了，医生说，他走的时候平静安详，就像是去远行。可我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个精神上喂过我的老头确是走了，他的离去让我想东想西不已。
　　我曾说过，198*9年后，中国知识界的犬儒化使得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“精神断层”，而这个“断层”刚好被台湾的“三来一补”给接上了。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，上高中的我第一次读到了柏杨，领略了他幽默犀利的文字魅力。所以，从精神谱系上说，柏杨是我的“启蒙者”之一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柏杨赓续的是鲁迅的传统。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，那个雨后的下午，当我逃课从县图书馆借出这本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时，那褶皱的封面、发黄的纸页、以及斑驳的字迹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，也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感伤。我震惊的是，20世纪中国文明就像瓷器一样，虽然被打碎了，但毕竟还有文明的残片在枯守着；而我感伤的则是，为什么鲁迅的批判传统在大陆被打断了，而在台湾却通过柏杨、李敖、龙应台薪火相传！
　　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其实鲁迅在大陆也有传人，那就是胡风。对于胡风的悲剧命运，没有比林贤治先生的《胡风“集团”案：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》说的更透的了——
　　“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中胡风，作为当时全力击刺和解剖的主要对象呢？
　　思想的对立是最根本的。但是，如果胡风仅仅是一个空头理论家，或可相安无事；致命的是，他的论文偏偏带有挑战性质。1938年10月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到一个“民族形式”问题，延安文化界随即展开了讨论。远在重庆的胡风，写出《民族形式问题》的小册子，强调五四传统，着重批判把“民族形式”还原为大众化和通俗化。他提出反对“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”，“民粹主义的死尸”；而“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”，恰恰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所倡导的。1945年1月，胡风在主编的《希望》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《论主观》，同期还发表自己写的短评，提倡“主观战斗精神”、反对客观主义和机械论。虽然胡风等使用的“主观”一词，有着更宽泛更充实的内涵，但是从现象来看，却是明显抵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指示的。正因为事关重大，所以，中共南方局当时才奉命组织人力开展对《论主观》的批判。及至建国前夕的1948年，由华南局香港文委领导的《大众文艺丛刊》再度发起批判，那已经是一个恶兆了。
　　在“统一”的场内，“异端”是不容存在的。……在这里，胡风不但坚持多年来与毛泽东相对立的思想观点，而且有着严重的“僭越”的表现。这是不能容忍的。结果，胡风很快作出检讨。但是一切的努力已经无济于事，他给舒芜的私信，通过阴谋的处理，由林默涵而周扬，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手上。这些信件充满“暗号和隐语”，可谓居心叵测；在随后搜集到的“集团”分子张中晓的信中，却是毫无遮蔽，直接攻击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称之为“图腾”。……总之，无论如何，由于忤逆了最高权威，胡风肯定是在劫难逃的了。
　　毛泽东是天生的列宁主义者。他是从阅读列宁走向马克思主义的，而且在文章和演讲中引用最多的也是列宁。他同列宁一样，重视国家和政权学说，酷爱斗争，意志坚强。在民族传统中，推崇秦始皇的法家思想和曾国藩的军事管理思想。他说：“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。”这个说法，正好拿来作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”的注脚。列宁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创造者。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，集中最终是要大于民主的；特别在非常时期，一切采用军事化的办法，集中的权力完全可以因此至于无限。列宁“习惯于‘运动群众’”，而在这个方面，毛泽东的能力更是无人可比。两个人都是斗争辩证法的大师。毛泽东的政治哲学，是围绕矛盾－斗争的动态关系展开的，始终趋向于一个吃掉另一个。可以说，在他那里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。由于事物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，因此要保存自我，就必须善于利用矛盾，促进矛盾的转化，最后克服和消灭对方。从毛泽东确立胡风作为政治斗争的目标那一天起，便已是“处必尊之势”，“操必胜之数”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在斗争的中途停顿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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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鲁迅作过一个有名的演讲，题目叫《政治与文艺的歧途》。他取政治文化的角度，从十九世纪以降的世界文艺的潮流中，独独拈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，通过对权力、艺术、社会等一些本质特征的阐述，揭示文学家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。鲁迅说：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，最不喜欢人家要想，要开口；而文学家又偏偏喜欢如此，政治家便据此认定文学家“破坏他们的统一”，“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”。所以，他指出：“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”；并且补充说：“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，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。”在政治家和文学家中间，毛泽东和胡风都是代表性人物。他们之间的冲突，是社会角色的冲突，“权力话语”的冲突，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。这种冲突随时发生，胡风“集团”事件，只是其中最极端最激烈的一种方式而已。”
　　总之，49年后，“鲁迅传人”在大陆被一网打尽。对此，朱学勤先生愤愤到：“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，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———“个人的无治主义”，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，只能进监狱，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。鲁迅毕竟是文学家，弄不懂“个人的无治主义”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，也因为他去世太早，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。”
　　而身在台湾的柏杨呢？柏杨生于1920年，与大陆王元化同年，属“一二九”一代知识分子。他从东北大学毕业后，曾任东北《青年日报》社社长、沈阳辽东学院教师。去台后，曾在反共救国团任职，其政治立场应该是亲国民党的。1966年，柏杨任平原出版社社长。妻子倪明华（诗人）主编《中华日报》家庭版，他负责该版《大力水手漫画》专栏。1968年1月13日，因刊出一张漫画，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，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，建立一个王国，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。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，定以“侮辱元首”、“通匪”等罪名，于3月4日逮捕了他。这就是震惊当时台湾的“大力水手事件”。柏杨身居囹圄长达9年零26天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沉，在狱中坚持完成了《中国人史纲》、《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》、《中国历史年表》三部书稿。1978 年出狱后,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：不准他提往事，不许旧调重弹，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，才准他为《中国时报》写专栏。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。1979年，韩国邀请柏杨和张香华出席诗人大会，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。
　　可以说，十年牢狱之灾给使柏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也给他带来了一生享用不尽的“资本”，他的朋友好友南方朔说：“1960、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，一些人以被迫害者英雄的形象存在，柏杨就是其中代表之一……他这些年也过得不错，所以在我看来他是那个年代被迫害者中比较幸运的一位，许多那个年代反抗传统、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被迫害者都消失在历史中，没有人记住他们，但柏杨活了下来且生活得不错。他的幸运得益于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孙观汉，他在很多方面都保护着柏杨。柏杨已经是过去年代的文化图腾、记忆的标杆，在一段时期大家都要到他那里拜码头。”
　　李敖曾说，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——
　　“柏杨事件，纯是冤狱。柏杨并非“殉道式”人物，也绝非“敢”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，而竟阴错阳差，被比照“犯上作乱”者处理，硬逼他做英雄，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！
　




　……
　　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“殉道式”人物，也绝非“敢”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？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“文学侍从之臣”出身，他离开国民党核心，不再得宠，原因是桃色事件，不是思想事件。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，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，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“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，哀诉，必可获助”、口口声声“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，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”、口口声声“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，是非必明……要求出境，英雄必热情，当无问题……”这些话，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，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。柏杨非但不是“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”，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，还大大溢于言表呢！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，有这样一段： 　　
　　……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，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，至于对蒋部长，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，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，在定景当中，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“一个不知名的地方”（后来被命名为“日新冈”），我特地定名为“甘棠植爱”，这份钦慕的心意，惟天可表。 　　
　　而最讽刺对比的，是他在被捕之日，还在《自立晚报》上发表响应《蒋夫人的号召》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）呢！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，还贾其余屁，直奔蒋婆呢！所以，我才说：“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，都不足论。”柏杨“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，他敢攻击警察总监》”而已。柏杨入狱，是“阴错阳差”，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，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。可笑的是，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，这不是怪事吗？ 　　
　　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，回到台北，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、检察官等人；另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的“中国时报》上，以《悼蒋经国先生》为题，大做肉麻的吹嘘，举凡“杰出”也、“英明”也、“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”也，全部出笼；又在第二天一月十六日的《中央日报》上，以《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》为题，再做肉麻的吹嘘，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“合照”也、“值得称赞”也、“功德”也、“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、宽容的胸襟”也，也全部亮相。这种置蒋经国整他、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，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，古人的以德报怨，又算老几呀！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抬旧屁，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，连“警察总监”都不敢碰了。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《资治通鉴》广告，广告中印了区区“借古讽今”字样，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，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，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，竟已一至于此！”
　　李敖这些话出自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里的“东郭纪”，所谓“东郭纪”，意思就是他当年帮助了柏杨，反而还被柏杨怀疑与柏妻倪明华有染。说句公道话，柏杨这件事确实做的不对，但李敖此后老拿这事挖苦柏杨，确实也不厚度的很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撇除个人恩怨，李敖对“柏杨非‘殉道式’人物”的论断还是很成立的。
　　以上比较显示，作为鲁迅传人，胡风与柏杨有这些相似：1、都受过鲁迅的影响，坚持批判性写作；2、都与当权者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，对“领袖”既恨又爱。3、都因写作受权力猜忌而陷狱，而且都向上峰求情未果。当然，更值得玩味的是，两者的命运也实在差别实在太远了！胡风被打入另册20多年后才被平反，在二十多年的非人折磨下,他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，而之后的大陆官方抱着“不提丑事”的心理对胡风冷处理，而大陆民间则受不了他过时的“左派文艺理论”，早已拥抱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理论去了。可柏杨呢，他出狱后，把对迫害者的反抗转移到普遍的中国文化、中国人身上，写出了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他认为，自己遭受的不公来自更深层次的文化、历史根源，喊出了“打倒酱缸文化”的口号。另外一方面，他还从被迫害者角色来改写历史。这种文化批判我是持保留态度的，但不可否认，柏杨“天真的勇猛、朴素的倔强”却使他博得了“人道主义”写作的巨大名声。
　　为什么同样是批判性写作，台湾的柏杨成功了，大陆的胡风却失败了？仅仅是因为柏杨比胡风长寿吗？可胡风如果多活几年又能怎样，他撑死了不过是晚年巴金或晚年周扬的水平而已。那么，是柏杨比胡风更有才华、思想更深刻吗？我看也未必，柏杨罗罗嗦嗦的杂文其实还不如胡风的论战文章更有嚼头。雅斯贝斯说：“以敢于让自己触礁而言，他们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。我们因他们而得到指正。通过他们，我们对某些事物察觉到紧密的关联，这个关联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，我们就永不能察觉——然而事实上到现在，我们还是不能确切了解这种事物究竟是什么。”是啊，为什么？是什么！
　　我最近在读王奇生先生的《党员、党权与党争：1924年－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》，王先生认为，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。相争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都是苏俄的“仿制品”！“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，而在实际运作当中，其组织散漫性，又更像西方议会政党。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。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，而是独裁之心有余，独裁之力不足。”我们讲了几十年的“蒋介石独裁专制”，竞只不过是虚有其表，甚至可以说，国民党之独裁，是画虎不成反类犬：没有学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独裁专制的“精髓”，倒滑到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体方向去了。靠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“鲁迅传人”的两种命运，不就是因为他们的敌人不一样吗？说的不好听点，这是因为“极权主义是最为敌视作家和艺术家的，在极权主义的土壤中，最不适宜真理和艺术的生长”，所以，胡风比柏杨更具悲剧性，“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，也必须借助人类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价值。他可以对这些背景和价值作出自己的阐释和改动式的评价，但是不存在这么一个地平线，创造的活动就失去了缘由。野蛮的纳粹是对于这些一般背景和价值的疯狂破坏，它所造成的结果是，不仅一个作家借以观察世界的基本光线不再存在，而是连基本的人类生活都不复存在，剩下来的只有废墟和荒芜。这完全构成了对于一个作家基本工作条件的破坏，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码生存条件的破坏。这时候如果继续对野蛮保持沉默，无异于认同一场对于自身的攻击，更何况这种野蛮事实上已经造成对于某些人们的实际攻击，那些素不相识又是休戚相关的受害者。”，这就是崔卫平先生对德国小说家托马斯&S226;曼“开骂”的解释，可惜，胡风没有成为中国的托马斯&S226;曼！当然，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大陆是出不了李敖和柏杨的，又或者可以反过来说，李敖和柏杨是打死也不愿意生活在大陆的……
　　读史至此，怎不让人扼腕长叹！